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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浮梁明清茶史茶文化研究
    发布时间:2017.10.28    浏览次数:445次

    蔡定益

    浮梁在中国历史上是茶业兴盛之区,也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但目前尚未见到较为全面深入论述明清时期浮梁茶史、茶文化的研究成果。黄崇焘前辈的论文《“浮红"史考略》(《蚕桑茶叶通讯》1987年第4期)、《浮梁茶叶史话》(《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漫话浮梁茶文化》(《广东茶业》1995年第2期)、《景德镇茶具初考》(《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以及著作《浮梁茶叶宝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对明清时期浮梁的茶史茶文化有所涉及,但过于简略,许多问题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人在参考了黄崇焘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写作了本文。本文将从明清时期浮梁的茶叶生产与贸易、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陶瓷茶具、明清时期浮梁的采茶歌、采茶戏与茶俗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明清时期浮梁的茶叶生产与贸易

    浮梁茶业在唐宋时期曾十分兴盛,到南宋时期开始衰弱,但仍为地区茶叶集散中心,至清同治(1862—1874年)光绪(1875—1908年)年间由于红茶生产的兴起,浮梁茶重新在中国以至世界大放异彩。

    (一)绿茶的生产

    从明代建立到清同治年间,浮梁生产的主要是绿茶。明代茶叶生产的具体情况因缺乏资料不详,清代据《浮梁县志》产量不多,生产技术也不甚高。乾隆版《浮梁县志》:“唐白居易《琵琶行》云‘前月浮梁买茶去',其实所产甚少,制亦不佳。《通志》谓饶茶不及信州,而浮梁又不及鄱阳诸邑,聚于景德镇者皆徽之休宁、祁门、婺源贾客所鬻也。"(1)道光版《浮梁县志》(2)所叙与乾隆版相同。

    当然县志对浮梁茶产量低品质劣的判断是从总体而言,其实该时期亦不乏质高的好茶。明代汤显祖在《浮梁县新作讲堂赋》中就曾对浮梁茶赞誉:“今夫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惟清惟馨系其揉者;浮梁之瓷,莹于水玉,亦系其钧火侯是足。"(3)清代茶书《续茶经》引《饶州府志》也记载:“浮梁县阳府山冬无积雪,凡物早成,而茶尤殊异。金君卿诗云:‘闻雷已荐鸡鸣笋,未雨先尝雀舌茶。'以其地暖故也。"(4)

    明清浮梁贡茶的存在也能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某些茶叶的生产技术达到了很高程度,否则不会作为贡品。明谈迁《枣林杂俎·中集》载:“国家岁贡。……饶州府茶二十七斤。"(5)这其中是包括浮梁茶的。康熙版《浮梁县志》载:“浮每岁贡茶,有本色,有折色。"(6)(第232页)康熙版《饶州府志》亦载:“各县俱出,并入贡。"(7)(第140页)

    (二)红茶的生产

    至清同治光绪年间,浮梁红茶开始创制生产,绿茶降到了一个很次要的地位,浮梁茶在唐代之后再次进入黄金时期。

    因地域相连、品质相近,在清代,主要产于祁门、建德(民国时期改名至德,建国后与东流县合并为东至)和浮梁的红茶均统称为祁红。如《中国茶叶大辞典》即认为:“祁红。产于安徽祁门、东至、贵池、石台、黟县的条形红茶,产品以祁门的历口、闪里、平里一带最优,故统称‘祁红'。与祁门毗邻的江西浮梁所产红茶历史上也称祁红。"(8)《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也认为“祁红。茶名。产于安徽祁门、东至、石台、贵池、黟县等。历史上江西浮梁所产,亦称祁红。"(9)

    一般认为祁红始于光绪初年余干臣、胡元龙创制,而且浮梁生产红茶在祁门之后,系仿效祁门。如《祁红》一书载:“光绪元年(原注:一八七五年),有个黟县人,名叫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籍经商,因羡红茶畅销多利,首先在至德县(原注:今东至县)尧渡街设立红茶庄,仿效‘闽红'制法,开始试制红茶。为了进一步剥削茶农,扩大影响,牟取更多利益,一八七六年,余又从至德来到祁门,劝诱茶户制造红茶,并最先在祁门西路集镇历口,继而在闪里设立红茶分庄,经营范围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在祁门南路一带的贵溪,也有人(笔者注:系指胡元龙)试制红茶获得成功,这就是‘祁红'的开端。"(10)(第1页)《中国茶叶大辞典》也有类似的叙述。(8)而且《祁红》还认为祁红创制后随着产量的扩大,“产区也随着迅速扩大,除原来的祁门、至德两县外,毗连的浮梁县和贵池县也相继改制红茶"(10)(第2页)。《中国茶经》也认为浮梁生产红茶是受到祁门影响改制。(11)

    但也有学者不赞同祁红创制主要归功于光绪初年余干臣、胡元龙并且浮梁生产红茶在祁门之后的观点。如被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在《茶经述评》中即认为红茶生产是从浮梁传到东至再传到祁门。“红茶的发源地是福建。……至于福建红茶的向外传播,则可能是由崇安开始的,其传播的主要路线,可能是先由崇安传到江西铅山的河口镇,再由河口镇传到修水(原注:过去义宁州的治所),后又传到景德镇(原注:过去的浮梁县),后来又由景德镇传到安徽的东至(原注:指现在东至县境内的原至德县境),最后才传到祁门。"(12)黄崇焘在《浮梁茶业史话》(13)中也倾向于认同吴觉农的观点。

    本人的观点是不必机械地认为祁红的创制始于一人一时一地,然后线条式地在祁门、建德和浮梁三县范围内从某地传到某地,而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三县大致同时或稍有先后均有人受周边红茶(闽红、湖红、河红、宁红)的影响开始生产红茶,然后由若干个点逐渐扩展为面,祁门、建德和浮梁的红茶生产完全可能互受影响共同提高,逐渐发展为赫赫有名高品质的祁红。有史料为证。据光绪九年《益闻录》载:“建德为产茶之区,……同治初年,则粤商改做红茶,装箱运往汉口,浮梁巨贾,获利颇多。"(14)浮梁《石番村汪氏宗谱》载:“同治初年,夷氛入扰,口岸大通,百货竞涌。而浮梁以茶味中国出口大宗,君(笔者注:指汪东桢)乃出材与西商交涉,采摘焙制。……先生(笔者注:指汪东桢弟汪东圯)遂抒其所见,与兄互讲求制造仙芽红茶,未几驰名海外。"(15)(第364页)又据上官俅1937年撰《江西浮梁县之茶业》:“据当地老者所称,该县(笔者注:系指浮梁)‘祁红'之制造,发轫于北乡石番村,……至清光绪二、三年(1876、1877年)间,因有广东商人仿效两湖制造红茶之法,在皖属秋浦县(原注:即今至德县)设庄监制红茶,引起石番村一带青茶商之注意。翌年(原注:光绪四年)春间,该村亦随之设立茶庄仿制,时仅一家,次年增至二家。至光绪七八年(1881、1882年)间,则附近之闪里(原注:皖境)勒口一带,亦相继成立茶庄。自光绪十年(1884年)后,即遍及浮属各乡矣。"(16)(第28页)从上述史料看,在同治年间建德、浮梁就已开始大量生产红茶并畅销海外,并不在余干臣、胡元龙之后,浮梁红茶受到过建德红茶影响,祁门红茶也受到浮梁红茶之影响。

    浮梁开始红茶生产后,因品质一流,在海外极为畅销,价格也往往超过国外红茶,浮梁红茶生产因之得到迅速发展,光绪末到民国初达到极盛。《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载:“江西之茶为国货大宗。……浮梁茶。石番村葛坪山、青龙山,高逾四千尺,产仙芽茶,味香色浓,外人乐购之。……浮梁茶,唐时已著名,今红茶畅销海外,均为国货大宗。"(7)(第138-139页)郑建新《祁红史话》也指出:“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间,为祁红贸易的最盛期,祁(门)浮(梁)至(德)三县每年产茶总在7-8万担上下,价格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红茶相比,也是独占鳌头,在国际市场的高香名茶中雄居第一。"(1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浮梁天祥茶号生产的优质红茶,该茶号位于与祁门接壤的严台村,由世居此地的江资甫经营,每年运沪销售红茶达1400余担,因品质出众,民国四年(1915年)天祥茶号精制的功夫红茶(商标为“祁红")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5)(第366页)

    (三)茶叶产区

    浮梁的茶叶产区主要在浮梁北部,分布于与建德、祁门、休宁和婺源毗连的广大山区。据程沛《解放前浮梁县茶叶生产和销售》:“浮梁红茶区,大部分分布于浮北的峙滩、兴田、英溪、江村、储田、经公桥、西湖、桃墅、勒功街等广大山区"(18)(第130页)。吴庄《浮梁茶叶概况》认为:“浮东的瑶里、白石塔、汪胡、梅岭与休宁边境均出产绿茶;浮北桃墅、西湖、茶宝山、兴田、白毛港、经公桥,与安徽的东至、祁门,出产红茶。"(19)(第135页)明清时期浮梁茶叶产区主要在浮北,大致而言,在红茶兴起后,红茶产区主要覆盖与建德、祁门毗连的浮梁西北,绿茶产区则在与休宁、婺源相连的浮梁东北。红茶主要销于海外,绿茶主要销于本地和周边,绿茶生产远没有红茶生产的规模。据《解放前浮梁县茶叶生产与贸易》,当时“茶山面积约达三万余亩"(18)(第130页)。

    明清时期浮梁形成了北部以桃墅镇为中心主要生产和集散茶叶、南部以景德镇为中心生产和集散陶瓷的经济格局。据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桃墅明代曾是浮梁两镇中的一个镇,有巡检司。其市场范围约70平方华里,……近代,附近20里以内村庄所产红茶大都运到桃墅出售。……桃墅是浮北最大的市街。"(20)(第296页)又据乾隆版《大清一统志》:“景德镇。在浮梁县西南三十里,瓷器所出,……王存《九域志》浮梁县有景德镇旧志,其地水土宜陶,宋景德中置镇于此,因名。明初因元旧志税课局,宣德初始置御器厂,于是有官窑民窑之分。桃树镇。在浮梁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因桃树岭为名,旧置巡司,后徙县东北百里勒工市,今移景德镇。"(21)《大清一统志》仅列有饶州12个镇,其中就有浮梁辖下之桃墅(又名桃树)、景德两镇,可想而知桃墅镇之地位。桃墅设巡检司始于元代,明代因袭,后虽迁至勒功(又名勒工),但仍距桃墅不远,之所以在偏僻的山区设置该机构,主要是因为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使这里成为繁华的集镇,有必要加强统治进行管理。据《千年县衙——浮梁县署及衙门文化谈》,桃墅巡检司的主要职能为:“负责分治该处军民之政务、治安管理、缉盗、防奸等务。"(22)后清代桃墅巡检司移至景德镇,反映了作为全国之瓷业中心的景德镇,地位和重要性远超过作为小范围地区茶业中心的桃墅,统治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现实。

    (四)茶叶产量

    茶叶产量是反映浮梁茶业状况的重要指标,但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缺乏茶叶产量的精确数字。总体而言明初到清同治之前浮梁茶的产量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年产约数百担,同治光绪年间红茶兴起以后,浮梁茶业迅速发展,茶产量不断提高,光绪末至民国初达于极盛,年产量超过6万担。

    梁淼泰在《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林商品》中认为明初浮梁产茶占饶州府六县中的第三位,次于德兴、鄱阳,经过一些数字的推算,梁淼泰得出明初浮梁1429.5亩产毛茶64327.5斤的结论。(23)百斤为一担,则明初茶产量为643担。

    据黄崇焘《浮梁茶叶宝鉴》,清乾隆年间浮梁茶除每年征收芽茶324斤9两之外,还要征收440斤的茶叶税。(24)(243页)具体产量则不详。

    清同治光绪年间浮梁开始生产红茶后,茶业发展迅速,但从光绪到民初浮梁茶产量在文献记载中却有些含糊甚至不同文献互相矛盾。

    《景德镇市交通志》载:“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年产茶叶3万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茶叶产量上升到6万担。"(25)(第85页)《景德镇志略》也有相同记载。(26)

    1936年《皖赣红茶总运销处工作报告》载:“光绪末年至民国元年之间,祁浮之产额共达拾三万余箱,推销即在汉口承受,半为俄商,余则英美德法丹麦等国合为市场。"(27)一箱约为50斤,13万箱也即6.5万担,以浮梁红茶在祁浮二县茶产量中占50%计,则光绪末至民国元年浮梁红茶年产量约为3.25万担。

    上官俅《江西浮梁县之茶业》:“在鼎盛时期,即光绪末年及民国初年,……伊时全县茶之输出量,常在三万至六万箱之间。"(16)(31页)年产3~6万箱折合约每年1.5~3万担。《祁红载:“在一九一一年前后,生产和运销最为旺盛。据统计,当时的祁门、浮梁、至德三县,红茶常年产量在60000担以上。"(10)(第5页)浮梁红茶在三县总产中若以40%计,则1911年浮梁红茶产量约为24000担。

    郑建新《祁红史话》:“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间,为祁红贸易的最盛期,祁(门)浮(梁)至(德)三县每年产茶总在7~8万担上下"(17)。以浮梁红茶占三县40%计,则光绪末至民国初红茶产量为2.8~3.2万担。《中国茶叶》:“1911年前后,(祁红)生产购销最旺时年产达6万担以上。"(11)以浮梁红茶占40%计,1911年前后产量为2.4万担以上。

    1897年皖南茶厘税局道员程雨亭给上司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复陈购机器制茶办法禀》载:“徽州府属之祁门、池州府属之建德、江西饶州府属之浮梁,向做红茶。……共征茶税七万一千七百四十余两。"(28)(第596页)又据马立中《祁门历代茶叶税》:“同治元年(1862)……皖南茶税总局设于屯溪,下设祁门分局(原注:兼辖浮梁茶税)。……光绪二十年(1894年),借口中日甲午战争,加捐银两成计3钱6分,共计每引缴银2两2钱4分。……后来战争已停,而捐不停。"(29)也即1897年包括浮梁的皖南茶税为每引银2.24两,祁门、建德、浮梁三县茶税共71740两,则三县茶产量为32027引。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颁定新章,每茶一百二十斤为一引"(6)(第179页),计量单位换算为斤则三县茶产量共3843214斤,折合38432担。以浮梁茶产量占三县的40%计,为15373担。又同年程雨亭《请裁汰茶厘局卡冗费禀》反映:“本年自春阻夏,霪霖滂沛,山茶享单伤,产数较昔岁约少三分之二。祁门浮梁红茶,商本折阅。夏初又闻美国加征进口茶税,众商益观望趑趄,蛰伏荒山,切生焦闷。"(29)(第593页)也即因雨水过多,1897年三县茶产量只为往年的三分之一左右,则正常年份三县茶产量约115296担,浮梁为46118担。当时官方的税收数字是真实可信的,因此根据税收数字推算出来的三县以及浮梁的茶叶产量也是较为准确的,可以得出结论,在1895年前后,三县的年红茶产量已超过11万担,而浮梁则超过4万担。

    从光绪初到民初祁门、建德、浮梁三县的红茶生产总体是在不断发展的,光绪末至民国初达到极盛,既然在1895年三县红茶产量就已超过11万担,浮梁则超过4万担,光绪末至民国初不大可能低于这个数字,所以1936年《皖赣红茶总运销处工作报告》、上官俅《江西浮梁县之茶业》、《祁红》、郑建新《祁红史话》、《中国茶叶》中记载的数字可能都过于偏低,而《景德镇交通志》和《景德镇志略》中的记载更接近历史真实,也即清光绪八年,浮梁红茶产量约为3万担,宣统三年达到6万担。当然红茶主要用于外销,如加上每年自产自销和销售于周边的绿茶,浮梁每年的实际茶叶产量还要更高一些。

    (五)茶叶的销售

    从明初到清同治年间浮梁绿茶的具体销售情况已难考其详。光绪年间红茶兴起后,其销售过程大致是茶农采茶加工成毛茶后售给茶号,茶号内部大体可分为购茶和制茶两部分,收购毛茶后进一步精加工成成品茶,茶号将成品茶运至九江或汉口,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以运往九江居多,之后则运往汉口为多,在九江或汉口茶号通过作为中介的茶栈将茶售给西方商人控制的洋行,包括浮梁红茶在内的祁红一部份以汉口为起点由俄商通过陆路运销到俄国,另一部分以上海为起点由英美商人从海路运到英美,祁红到达外国后,再由洋行销售给外国贸易商人,由外国商人售给外国茶叶店,茶叶店最终将茶销售至外国消费者手中。

    浮梁茶号之兴起与红茶兴起的时间是同时的,开始于光绪初年,全县茶号一般在50到100家之间,浮梁红茶发展到极盛的1911年,茶号达200家左右。上官俅《江西浮梁县之茶业》载:“浮梁之有茶庄(笔者注:即茶号),始于光绪初年,……在鼎盛时期,即光绪末年及民国初年,全县茶庄,数达八九十家"(16)(第31页)。程雨亭《复陈购机器办法禀》载:“本年(笔者注:指1897年)祁门茶号五十余家,建德十家,浮梁六十余家"(28)(第596页)。《浮梁茶叶宝鉴》:“茶叶厂商(笔者注:系指茶号)的分布。1911年约有200户,1936年有茶号65家。"(24)(第184页)

    浮梁茶号的分布范围主要在红茶的产区浮梁西北一带,几乎每村皆有茶号,少则一家,多的甚至十余家。吴庄《浮梁茶叶概况》:“清朝中叶,我国茶叶对外贸易岁值银数千万元。当时浮梁茶叶生产也正兴旺。据北乡老辈谈:浮梁茶叶兴旺时,西湖、兴田、流口、严台、英溪等处都有一家茶号和两三家茶号,最多的算大江村茶号,有十三家,桃墅有九家,北乡茶号总计在数十家左右。"(19)(第138-139页)程雨亭《复陈购机器制茶办法禀》:“祁浮茶号,星罗棋布,……浮梁茶号,均在北乡五里十里之间,冈岭重复,村落畸零,每村各有茶号二三家不等。"(28)(第597页)。

    茶号之营业有很强的季节性,茶季收购毛茶进一步加工成成品茶再运至九江或汉口,茶季一过,则处于歇业状态,到第二年茶季再重新开始。程雨亭《复陈购机器制茶办法禀》:“已在十一月中旬,祁浮二邑,并无公所茶董,只得遴派妥勇,分赴各邑,赍送前项告示,……浮北号门,多半关锁"(28)(第597页),之所以当时浮北的茶号会多半关锁,是因为时在十一月,并非茶季,茶号均处于歇业状态。茶号之茶是由设于九江或汉口的茶栈作为中介售给洋行的,包括浮梁红茶在内的祁红最终是由洋行销售到海外。茶栈以收取佣金赢利为经营目的,兼在产地放贷给茶号,也有的茶栈自设茶号。之所以需要茶栈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茶号商人与西商之间的语言隔阂。洋行中俄商控制的居多。据《祁门红茶》:“祁红在汉口集散场时,大半为俄商承办,余则为英、美、德、法、丹麦等国,年销量一般在十三万箱左右(原注:每箱五十斤上下),另花香(原注:尾茶)也由俄商销售。作红砖茶之用。"其交易方法为“事先由水客送茶样给外商预订箱数,箱茶到汉,当即估价,茶价谈妥,随即过磅,不需一月,交易即可告罄,手续简,效率高。"(30)

    茶栈往往没有自有资本,需向洋行借贷,而一般的茶号往往也资本微薄,除合股筹措资金外还需向茶栈借贷,据上官俅《江西浮梁县之茶业》,“前清时代,贷款多寡,概照预定箱额计算,每箱贷款数额,随银根紧松而定,总在五两至十两之间。且其付款时间较迟,但最迟须在茶箱起运之前付讫。"(16)(第36页)处在最底层的茶农挣扎在温饱线上,为了生存或不时之需也多向茶号借贷,受到最大盘剥的其实是茶农。茶农的借款一般在茶季向茶号售出茶叶的同时扣还,茶号向茶栈的借款也一般在茶叶交易完成时扣还。这样西商操纵的商业资本成了祁红生产贸易的实际控制者,包括浮梁红茶在内的祁红贸易带有很强的殖民地色彩。

    (六)茶叶运销线路

    在明清时期,浮梁茶叶的运销线路屡有变化,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明初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个时期浮梁茶的运销线路是从昌江进入鄱阳湖,经九江关入长江,再从长江进一步运销到北方。早在唐代浮梁茶兴起后浮梁茶外运走的就是这条运销线路,之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光绪版《江西通志》载:“九江关,明初有关税,无船钞。宣德四年(1429年),九江始设钞关,征收船料。……(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提准九江关移驻湖口。……凡官商盐茶有征,客商货物,除竹木输税外,余皆无征,……船料无火牌勘合者,与茶船、鱼苗船皆量船之丈尺,照商船例征收,……茶税上则百斤,征银三钱,中则一钱,下则三分……"(6)(第229-230页)茶叶是九江关最重要的征税商品之一,其中必包括一定数量的浮梁茶。

    第二个时期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浮梁茶的运销线路主要是从昌江入鄱阳湖,从吴城镇(赣江流入鄱阳湖的入口处)溯赣江而上,翻越大庾岭,再水运至广州,茶叶在广州出口销售到西方。上官俅《江西茶叶之概况》即指出:“明清之际,茶产数量愈多,政府课税益繁。……至于输出途径,亦屡经变迁。初时吾省各地出产之茶,多溯江而上,越梅岭转达广州出口。"(31)之所以在乾隆中期发生运销路线的变化,一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放海禁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刺激了国内的茶叶生产,江西茶叶从之前主要销往北方开始转变为主要销至海外,二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下令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溯赣江而上翻越大庾岭再通过珠江水系至广州成了江西茶叶外销的最佳路线。

    第三个时期是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清亡的1912年,浮梁茶的运销路线是从昌江入鄱阳湖,出鄱阳湖入长江后,再运至九江或汉口,以九江或汉口为集散地出口到西方国家。上官俅《江西茶叶之概况》即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九江即已辟为商埠,本省一切输出物产,莫不以此为转运枢纽。于是茶叶输出,亦渐渐转由此地分运沪汉销售矣。大概赣东浮梁一带之茶,多由鄱阳湖水道经湖口转运九江换船,宁州所属之茶,则多由水道运至涂家埠换火车装运至九江,再换江轮转运。惟初时概系运往汉口销售。在欧战期间,渐有转趋沪上销售之势。"(32)运销路线变化的原因在于1861年清政府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开放长江沿线的港口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两地很快成为周边省份的茶叶集散中心。江西茶叶可就近以九江、汉口作为外销出口地,完全不必再前往路途遥远的广州。

    (七)浮梁为周边茶叶集散中心

    明清时期浮梁为周边祁门、婺源、休宁、乐平等地的茶叶集散中心。乾隆版《浮梁县志》在论及本地茶叶时曾记载:“聚于景德镇者皆徽之休宁、祁门、婺源贾客所鬻也。"(1)钱振伦同治年间所作《欧阳健飞军门五十双寿序》歌颂欧阳健飞在辅助湘军击败太平军后,“腾凯唱于信州,报捷音于樟镇。浮梁复贩茶之业,饶阳收范土之窑。"(33)这也说明浮梁为重要的地区茶叶集散中心。梁淼泰也指出“清代中期以后,休宁茶叶于景德镇集散"(20)(第331页),“清代中期祁门、婺源输景德镇茶折米值在200万石左右,至为可观"(20)(第374页),梁淼泰还指出乐平县在清代每年产茶数百万斤主要销往本境和景德(20)(第346页)。浮梁之所以能成为周边茶叶集散中心,与昌江是有密切关系的,昌江是浮梁、祁门、婺源、休宁等县茶叶外运最便捷的水道。昌江源出安徽徽州祁门之大洪山,自东北流向西南,经祁门、浮梁和鄱阳注入鄱阳湖,从鄱阳湖上可进入东西交通的大动脉长江,下可入南北交通要道赣江,昌江周边各地的茶叶只要进入昌江就可便利进入沟通中国东西南北的最重要交通线路。《景德镇交通志》即指出:“解放前,……祁门、婺源、浮梁等县的茶叶、木材、农副产品和景德镇的瓷器,均经景德镇港起卸和转运出口"(25)(第62页),“茶叶运输历史悠久,50年代以前,浮梁、婺源、祁门等地出产的茶叶,绝大多数均由昌江外运出口"(25)(第84页)。明清时期昌江是交通繁忙的河道,大量的船只中相当一部份运送的就是茶叶,“阊江(笔者注:即昌江),在公路、铁路开通以前,是祁门人与外界相连的主要通道,……舟船可经景德镇、饶州入鄱阳湖。……清道光年间,河间桅杆如林,往来船只近万。(34)程鸿诏曾就昌江航运赋有《浮梁县》一诗:“风送菜花香,江干住客航。买茶人不断,应是到浮梁。"(35)

    在浮梁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大部分为徽商。据程振武《景德镇徽帮》,旧时景德镇十里长街70%以上的店铺是徽州人开设的,有“无徽不成镇"之说。(36)甚至清代江西曾将茶叶贸易的许可证茶引主要发给徽商,《清史稿》:“江西发引徽商及各州县小贩。"(37)

    (八)茶叶的地位和作用

    光绪年间,浮梁红茶迅速勃起,浮梁与义宁州、武宁、铅山并列成为江西产茶的主要县份之一,茶叶大量畅销欧美,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30年代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江西经济问题》即指出:“茶之出产,江西亦占全国最重要之区域,自国际贸易言之,殆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当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通商之时,义宁州,浮梁,武宁,铅山之茶,恒溯赣江而上,逾梅岭以入广州。自五口通商而后,始改其输出之方向,据民国三年海关统计,出口有三十二万五千担。"(38)《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设立经过及其成绩》也指出:“本省素以茶产著称,而尤以红茶为大宗,其产于修水武宁铜鼓者为宁红,铅山上饶等县者则为河红,浮梁即皖省之祁门至德三县所产者则合称祁红。色泽香味均极鲜美,不特非国内各地红茶所能及,即在国际市场亦已久驰名,占有优越地位,每年所产、悉数装箱出口,运销欧美已有六七十年之历史,鼎盛时期,每年出口尝超五十余万箱之多。"(39)据《九江茶市概述》之《自同治二年至民国二十四年江西茶之输出数量表》,光绪八年(1882年)江西对外输出茶叶280037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对外输出266081担,宣统三年(1911年)244880担,(40)而前文已叙1882年浮梁茶产量约3万担,1895年超过4万担,1911年约6万担,则1882年浮梁占江西对外茶叶输出的10.7%,1895年为15.0%,1911年上升到24.5%,总体浮梁茶叶在江西茶叶中的比重和地位不断提升。

    由于浮梁茶叶的繁荣,极大推动了盛产茶叶的浮北一带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处于深山僻壤的浮北出现了一批繁华的集镇,典型的有桃墅、江村、磻溪等。

    桃墅。据《景德镇市地名志》,在清代“村中堂舍建筑华丽,店铺甚多,有什货店、油坊、药店、烟店、染坊等。尤其是茶号,有十三家之多,故名桃墅店。原有西街、正街、叶村街以及桂花树弄、槽门弄、石弄里、三龙弄、丁家门口等地。曾经设镇,名桃墅市。为浮梁县北乡四大名街之一。"(41)(第247页)

    江村。《景德镇市地名志》:“江村。……有‘一桃墅,二江村'的说法,是浮梁北乡第二大集镇。清朝,此地店铺和茶号甚多。"(41)(第262页)《景德镇市交通志》也指出:“江村不仅自古就是产茶之地,而且是茶贸集镇,清末有茶号13家。"(25)(第36页)

    磻溪。《磻村汪氏宗谱》:“海通以来,磻溪以茶输出外洋,岁赢无艺,方储史记。货殖传所载,定陶宣曲之富势,殆相将其士夫,挟巨资联翩沪汉之滨,与中外名流硕彦相往还,类能新旧沟通,谙国情而悉时事……阅数年辙一,至其户口增长之数,月异而岁不同,今则且倍,财赋则倍,且从事初时,预觉其村居之中,尚有湫隘者,继则轮换一新矣。继时竟其村居之边,犹有空隙者,今则闳相望矣。……及观其四郊,土地无不辟,田野无不治,而其于茶也,农诵杜育之赋,工通陆羽之经,商富计然之策,甚至碧眼高鼻,不计惮祀商露,谕津梁诣其他,考其产,友其人,然后知磻溪之食,旧德而服先畴,又据新图而宏达略,保世而滋大资富,而永年盖其农工商之焉。"(24)(第302~303页)由于茶叶的兴盛,极大促进了处于偏远山区磻溪之开发,人口和财赋成倍增加,形成了集镇,甚至碧眼高鼻的外商也前来进行茶叶贸易。《景德镇市地名志》也指出:“磻溪。……民国初年,有男丁八百,为一集镇,有杂货店、烟店、药店、百货店、米行和屠店等。茶叶运销上海、汉口、九江等地,颇负盛名。农民的茶叶收入占总收入的80%。"(41)(第244页)《景德镇市地名志》虽然叙述的是民国初年之磻溪,但也能反映清朝末年的情况。

    (九)茶业近代转型的努力

    清光绪年间,虽然整个中国的茶业仍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和发展,但实际潜藏着严重的危机,主要原因在于印度、锡兰、印尼、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大力发展茶业,采用大机器生产,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贸易方式,极力与中国竞争,渐有后来居上排挤中国之势,而包括浮梁在内的中国茶叶产区仍处于茶农小生产分散经营、茶号采用手工生产、茶叶贸易被西方商业资本控制的状态。如中国的茶业不完成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被彻底击败只是时间问题。清朝统治集团中已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挽救危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令皖南茶厘局道员程雨亭在皖南红茶产区(祁门、浮梁、建德)推行机器制茶,程雨亭却觉得困难重重。程雨亭认为:“祁门万山错杂,购运颇不容易。浮梁山径虽稍平衍,亦尚无人购办。盖试用机器,必须延聘外洋茶师,华人未谙制法,有机骤难适用"(28)(第591页),“祁门万山丛杂,民情强悍,山户与商号争论茶价,屡起衅端。浮梁各号畸散,北乡山径崎岖,资本微薄。建德数号略同。此皖南所辖红茶产地之大略也。……徽茶改用机器,……各项费用,成本过昂,且无洋商包装,万一不得其宜,耗折大非浅鲜。若延聘西人,据需薪资每月二百金,且要包定三年,薪水太巨,万难延请。……创用机器,收草碾压,机器出茶有定,草少则旷工,草多则壅滞,必久摊,久摊遂变坏。……公信洋行函复雷税司,碾压机器,只需银六百两,既可购办,今由徽商面询该洋行,则云每架需九百两,又加保险水脚等费,合计总需一千有奇,前言不符,令人疑沮,……皖南业茶,家世殷实者,寥寥无几,无本牙贩,鸠集股份,新茶上市,结队而来,茶事将毕,一哄而散。……浮梁茶号,均在北乡五里十里之间,冈岭重复,村落畸零,每村各有茶号二三家不等。祁门茶号,均在西南乡,叠层岩,约同。……均言地势如此,改用机器,及聘雇熟谙茶机的洋工,良非易事。"(28)(第596~598页)程雨亭认为祁门浮梁难以购置机器制茶的主要原因在于茶号资金微薄使用机器成本过高、由于地形茶号过于分散难以集中制茶、民风强悍蛮横等等。官方试图在祁浮一带推行机器制茶的努力最终不了了之。

    清代浮梁茶号已经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促使浮北社会脱胎换骨走向资本主义。当时的浮梁茶号其实就是茶叶精制加工厂,仍主要采用手工劳动,未实行大机器生产,因红茶制作的工艺程序复杂,茶号内雇佣的茶工分为许多不同的工种,茶工完全是身份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经营茶号的茶商靠剥削茶工的剩余价值获取利润。每家茶号雇佣茶工数十到百余人不等,若以茶号一百家计,浮梁境内茶号内的雇佣工人达数千人。茶商的来源一般为有一定资本和经营能力的地主、小工商业者甚至茶农,茶商获取利润后的方向一般不是扩大再生产,也不会投资于茶园,而是买田置地成为地主或更大的地主甚至官员,如府前汪氏族谱就记载汪光裕“深谙货殖,……开复元详茶庄,振兴商业,交通中外,……未几而田连阡陌矣,又未几而厦屋渠渠矣,家给人足,闻望甲于一乡矣",汪以宽“继父志而谋红茶贸易,……丁酉岁,身授国朝六品顶戴同职衔赠赏一代。"(20)(第370页)这就导致茶号一般难以得到大的发展,很难出现经营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茶商,始终无力采用大机器生产(缺乏资金和技术)。尽管清末浮梁茶业发展到极盛,但实际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为民国时期浮梁茶业的衰落以致彻底衰败埋下了伏笔。

    二、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陶瓷茶具

    在现代,浮梁为景德镇市下辖之一县,但在整个明清时期,景德镇均为浮梁县下辖之一镇,但不管行政建制如何变化,浮梁与景德镇实为一体,因此景德镇之陶瓷茶具是浮梁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景德镇茶具与全国瓷业中心

    在明清时期,景德镇作为朝廷御窑所在地和全国瓷业中心,成为人口密集极为繁华的手工业城镇。据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浮梁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余以分守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其火光烛天,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42)(卷1)浮梁知县陈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曾说:“景德一镇,则又县南大都会也,业陶者在焉,贸陶者在焉,海内受陶之用,殖陶之利,周车云屯,商贾电骛,五方杂处,百货俱陈,熙熙乎称盛观矣!"(43)唐英《陶冶图编次》指出:“景德一镇,僻处浮梁,邑境周袤十余里,山环水绕中央一洲,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藉瓷资生。"(44)明清时期景德镇著名的瓷窑有宣德窑、成化窑、嘉靖窑、郎窑、年窑、唐窑等。

    明清时期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中相当一部份为茶具。如1983年新加坡一家打捞公司在一艘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没在南中国海的货船中,打捞起10万余件景德镇青花瓷,船沉时间约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其中就有茶具4万余件。(45)吴仁敬、幸安潮的《中国陶瓷史》中列有大量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陶瓷茶具,该书描述宣窑生产的白茶盏:“白茶盏一种,光莹似玉,内有绝细之龙凤暗花,……虽宋代之定、汝亦不能比方,真一代绝品也。"(第55页)描绘嘉窑生产的茶具:“有小白瓯,名曰坛盏者,正白如玉,……有大中小三号,以内烧茶字者为佳,……其佳者无异宣成之作,盖特出之物也。"(46)(第59页)描绘隆窑生产的茶具:“隆窑所制之酒杯茗碗,多绘男女私亵之状,……虽非雅裁,专以瓷之立场而论,则实属精品也。"(46)(第67页)描绘嘉庆时生产的茶具:“又有一种茶杯,盖杯外题御制咏品茶诗,诗为五律,而杯与盖之中心绘花,亦属可珍"(46)(第101页)。

    一般公认景德镇之茶具宣窑、成窑达到了最高水平。如明冯可宾《茶笺》引文震亨《长物志》:“宣窑有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47)(第431页)明高濂《遵生八笺》也认为“茶盏惟宣窑坛盏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心内有茶字小盏为美。"(4)(第529页)甚至成窑茶杯一双价值可超过十万钱。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成窑酒盏薄如纸,神庙光宗尚前窑器成窑一双值十万钱矣。……凡成杯茶贵于酒,采贵于青,其最者斗鸡可口谓之鸡缸。"(42)(卷30)

    (二)景德镇茶具与饮茶风尚的变化

    景德镇在明清成为极为兴盛的全国瓷业中心,实与饮茶风尚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唐代盛行蒸青团茶,茶色尚绿,为益茶色青瓷茶具为佳。陆羽《茶经》即认为:“碗,越州上,……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48)因为越州窑生产青瓷,适应了唐代的饮茶风尚,在唐代越窑十分兴盛。

    到宋代,又开始盛行研膏团茶,茶色尚白,为显茶色黑瓷茶具为最佳。蔡襄《茶录》即认为:“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49)宋徽宗《大观茶论》也认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50)建州窑适应了宋代饮茶风尚对黑瓷的需求,所以建窑一度十分兴盛。到明初,饮茶风尚又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个时期盛行散茶,这可从明代大量茶书对散茶的推崇和对团茶的反对得到证明。如明朱权《茶谱》提出:“(陆)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风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51)(第140页)明田艺蘅《煮泉小品》:“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石岂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既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52)明许次纾《茶疏》:“古人制茶,尚龙团凤饼,杂以香药。……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蕴真味。"(53)明代茶书记载的茶叶制作方法也皆为散茶,不再有团茶,如屠隆《茶说》、张源《茶录》、黄龙德《茶说》中记载的均为散茶之制作工艺。散茶汤色清纯,白瓷茶具更显汤色,所以明清时期茶具从唐代的崇青、宋代的崇黑转变为崇尚白色。正如胡小军《茶具》所言:“这个时期,宋朝和元朝盛行的饼茶、团茶衰落,芽茶、叶茶成为民间茶叶消费的主流。饮茶方法发生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饮茶用器的转变。为更好地衬托茶汤的色泽和品赏茶汤中的叶或芽形状之美,茶具也推崇以白为上。"(54)

    明清对白瓷的推崇可在大量明清茶书中得到证明。如明张源《茶录》:“茶盏。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55)明许次纾《茶疏》:“瓯注。茶瓯古取建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53)明屠本《茗笈》:“瓯则但取圆洁,白瓷而已,然宜小"(56)。清刘源长《茶史》:“盏以雪白为上。……茶以青翠为胜,涛以蓝白为佳。"(57)清陆廷灿《续茶经》引清王日卓《檀几丛书》:“品茶用欧,白为良,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也。"(4)(第527页)景德镇从唐代开始历来主要生产白瓷,明清饮茶风尚对茶具开始崇尚白瓷,这极大刺激了社会对白瓷的需求,景德镇适应了从唐宋到明清饮茶风尚的变化,这是景德镇在明清时期变得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因到宋代社会不再崇尚青瓷,越州窑衰落,到明代因不再崇尚黑瓷,建州窑衰落。

    (三)景德镇茶具与明清茶书

    在明清,许多茶书中都有对景德镇茶具的记录,极为推崇。如明朱权《茶谱》:“茶瓯,古人多用建安所出者,取其松纹兔毫为奇。今淦窑所出者与建盏同,但注茶色不清亮,莫若饶(笔者注:即景德镇瓷,景德镇所在的浮梁为饶州之一县)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51)(142页)明徐火勃《茗谭》:“注茶莫美于饶州瓷瓯,藏茶莫美于泉州沙瓶,若用饶器藏茶,易于生润。"(58)明冯可宾《茶笺》引周亮工《闽小记》:“闽德化磁茶瓯,式亦精好,类宣之填白。余除以泻茗,黯然无色,责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谢君语子曰:以注景德瓯,则嫩绿有加矣。试之良然。乃知德化窑器不重于时者,不独嫌其太重粉色,亦足贱也。相传景德窑取土于徽之祁门,而济以浮梁之水始可成。乃知德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关人力也。"(47)(第432页)明罗廪《茶解》:“瓯。以小为佳,不必求古,只宣、成、靖窑足矣。"(59)明屠隆《茶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60)明龙膺《蒙史·茶品述:“昭代宣、成、靖窑器精良,亦足珍玩。"(61)

    大量茶书对景德镇茶具的记载和推崇,一方面是景德镇陶瓷适应了明清时期饮茶风尚的需要并且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反映,另一方面,一些著名茶书对景德镇茶具的推崇,也极大提高了景德镇瓷的声望,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饮茶之人对景德镇瓷的追求心理,极大刺激了对景德镇瓷的需求,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繁盛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巨大的著名茶人对饮茶风尚和饮茶者消费心理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正如陆羽在《茶经》中对越州茶具的推崇极大促进了越州瓷的发展,蔡襄在《茶录》中对建州茶具的推崇大大促进了建州瓷的发展,明清一些茶书对景德镇茶具的推崇对促进景德镇瓷业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如明初的朱权,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十七子,称宁王,因政治斗争失败,求清静和韬晦,多与文人学士往来,悉心茶道,著有明清影响最大的茶书《茶谱》,《茶谱》对景德镇瓷的肯定和推崇,对景德镇瓷业的意义是巨大的。在论及景德镇瓷业繁荣的原因方面,关于明清茶书对景德镇瓷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很多学者并没有注意到。

    (四)景德镇茶具与明清文学

    景德镇茶具与明清文学亦发生了一定联系,景德镇茶具的形象进入了明清时期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之中。

    早在宋代,诗歌中就已出现景德镇茶具的身影。北宋僧人释惠洪《无学点茶乞诗》:“政和官焙来何处,雪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班中吸春露。"(62)其中饶汝即指景德镇窑和汝窑生产的茶具。

    明清时期出现了更多涉及景德镇生产的茶具的诗歌。如明李日华《赠昊十九》:“为觅丹砂到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63)(第44页)昊十九为明代浮梁著名制瓷专家,李日华高度赞颂了昊十九创作的茶具。清郑板桥《李氏小园》:“兄起扫黄叶,弟起烹秋茶。杯用宣德瓷,壶用宜兴砂。"(64)明清有景瓷宜陶之说,郑板桥诗中的宣德瓷和宜兴砂分别指的是景德镇宣窑生产的茶杯和宜兴生产的紫砂壶,皆为最佳茶具。清樊增祥亦有咏及景德镇成窑生产的五彩瓷杯诗歌两首。《试茶》:“秋冷风炉渐可偎,候汤评水助诗材。工夫可但茶中久,更玩成窑小泡杯。"(65)《星海远寄佳茗二瓶瓷杯二事报以小诗》:“建叶头纲饼,成窑五采瓷。喜逢秦岭雪,恨少党家姬。"(65)

    景德镇茶具也出现在明清小说之中,最著名的是红楼梦中的一段文字。《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现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66)成窑五彩小盖钟是前代成化年间景德镇御窑生产的茶具,极为名贵难得,自然给贾母,有奉承之意,而官窑脱胎填白盖碗是当代景德镇御窑生产之茶具,虽也名贵,但远不及成窑,所以给众人。妙玉自称槛外人,实际深悉人情世故。

    明代甚至出现了一篇拟人化描写景德镇茶具的传记文学作品《味苦居士传(茶瓯),作者支中夫。《味苦居士传》系仿宋苏轼拟人化描写武夷山茶叶的《叶嘉传》而成。该文不长,摘录于下:

    “汤器之字执中,饶州人。尝爱孟子苦其心志之言,别号味苦居士。谓学者曰:士不受苦则善心不生,善心不生,则无由以入德业。是以人召之则行,命之则往,寒热不辞,多寡不择,旦暮不失,略无几微厌怠之色见于颜面。或讥之曰:子心志固苦矣,筋骨固劳矣,奈何常在人掌握之中乎。曰:士为知己者死,我之所遇者,待我如执玉,奉我如捧盈。惟恐我少有所伤,召我唯恐至之不速。既至,虽醉亦醒,虽寐亦寤。昏惰则勤,忿怒则释,忧愁郁闷则解。无谏不入,无见不怿,不谓之知己可乎。掌握我者,敬我也,非奴视也。吾何患焉。我虽凉薄,必不惰于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谨使能齑粉,我亦不往也。尝曰:我虽未至于不器,然子贡贵重之器,亦非我所取也。盖其器宜于宗庙,而不宜于山林。我则自天子至于庶人,苟有用我者,无施而不可也。特为人不用耳,行已甚洁,略无毫发瑕玷。妒者以谤玷之,亦受之而不与辩。不久则白,人以涅不缁许之。

    太史公曰:人见君子之劳,而不知君子之安。劳者由其知乡义也。能乡义,则物欲不能扰其心,岂有不安乎。器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劳之义也。"(67)

    三、明清时期浮梁的采茶歌、采茶戏与茶俗

    明清时期浮梁流传大量采茶歌,至于流传于浮梁等地的采茶戏一般叫景德镇采茶戏,浮梁也形成了独特的茶俗。

    (一)采茶歌

    采茶歌源于茶农上山采茶时的口头创作,并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加工完善。浮梁为古茶区,在明清时期也流传着大量采茶歌。这在清郑凤仪所作的《浮梁竹枝词》中得到反映:“毛竹编篱松径遮,雨前同出摘山茶。采茶歌罢茶将老,鬓边斜插野茶花。"(63)(第109页)明清时期浮梁流行的著名采茶歌有《采茶忙》、《十二月采茶》等。

    如《采茶忙》:“年年都有桃花三月天哪呵嗨,三月里是清明哟,三月里是清明哟,姑娘们上茶山啰,姑娘们上茶山啰,手拿着茶篮去采茶哟,满山的茶树绿成片绿成片。“嫩茶尖尖放呀放清香哪呵嗨,茶林密密哟,茶林密密哟,深呀么深又长啰,深呀么深又长啰,妹妹紧把姐赶上哟,姐姐妹妹采茶忙采茶忙。“年年都有桃花三月天哪呵嗨,今年的桃花哟,今年的桃花哟,比不上茶叶鲜哟,比不上茶叶鲜哟,采茶的姑娘爱茶山哟,茶山代代乐无边乐无边。"(68)

    《十二月采茶》:“正月里来倒采(呃)茶,(牡丹呐花哦)梅花开(耶),梅花那个开得(锦绣喂花开耶哟)多(呃)风(呃)采(野花儿开)……"(69)《十二月采茶》在江西湖南一带都很流行。

    (二)采茶戏

    采茶戏系由采茶歌和采茶灯发展而来,茶农茶季一边采茶一边唱山歌鼓舞劳动热情,这种在茶区流传的山歌,被称为采茶歌,“歌之不足,舞之蹈之",采茶歌与民间舞蹈相结合形成采茶灯,最终发展成有故事情节的采茶戏。景德镇采茶戏是流行于南方诸多采茶戏剧种中的一种。

    景德镇采茶戏俗称三角班,是从湖北黄梅县流传到浮梁一带的民间小戏剧种。相传明末清初与江西一江之隔的黄梅县连年受灾,人民被迫离乡外出谋生。黄梅县艺人郭牢记等流落在赣东北茶乡,演唱采茶戏,同时在都昌、鄱阳等地广泛传艺,深受群众欢迎。由于景德镇历来有大量都昌、鄱阳籍工人,这种采茶戏在乾隆年间便传入了景德镇。为景德镇采茶戏作出重要贡献的黄梅县艺人还有邢绣娘等,道光初年邢绣娘为避家乡水灾来到景德镇逃荒要饭。以唱黄梅采茶戏行乞谋生,吸引不少群众,邢绣娘因之在景德镇传艺。黄梅采茶戏逐渐融合了当地的语言与民间小调,最终形成了景德镇采茶戏。景德镇瓷业工人中有一批半工半艺的三角班艺人在寒冬腊月坯房窑厂歇业时相邀到附近各县演出以维持生计。甚至开工后有钱人家办喜事,也请他们去唱戏。窑户老板,也常请他们去酬窑神,这从郑廷桂《陶阳竹枝词》可以得到证明:“青窑烧出好龙缸,夸示同行新老帮。陶庆陶成齐上会,酬神包日唱单腔。(原注:大龙缸最难烧,满窑人亦都鄱两帮,每岁陶成窑户多演包日戏酬神。)"(63)(第118页)单腔其实就是采茶戏,因为当时没有弦乐伴奏,演唱形式单调,所以人们叫它单腔。祁门采茶戏的形成亦受到景德镇采茶戏很大的影响,清光绪年间祁门因茶业生产繁荣急需大量劳动力,一批浮梁和安庆人流入祁门的闪里、新安等地,他们带来了景德镇采茶戏和安庆采茶戏,与祁门的乡音古戏相互嫁接形成一种完全崭新的地方戏曲祁门采茶戏。(本文关于采茶戏的内容主要参考江华、黄声辉主编《景德镇市戏曲志》(70)、桂遇秋著《黄梅戏另一流派的历史和现状——黄梅采茶戏在赣东北》(71)。)

    (三)茶俗

    根据《景德镇地名志》,目前不包括乐平的景德镇市辖范围(大致相当于明清时期的浮梁县辖区域)共有带“茶"字地名25个,这些茶叶地名的形成是与历史上浮梁的茶叶生产贸易有密切关系的。目前景德镇的茶叶地名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或更早形成的,如茶宝山、茶培山、茶叶坞等地。“茶宝山。位于西湖乡西北隅,……明中期,汪氏居此,见此山有三棵白茶树,命名为茶宝山。"(41)(第634页)“茶培山。位于新平乡中部,昌江西畔丘陵谷地。……明末,因此山地红壤适于培育茶叶,故名。"(41)(第636页)“茶叶坞。居委会驻地。……解放前为猪婆山农民的茶山,故名茶叶坞。"(41)(第77页)

    在中国古代南方各地存在过大量的茶亭,这些茶亭一般建于桥头、渡口和分叉道口等,行人来往较多之处,以施舍茶水慈善为目的。浮梁在明清和更早之前也存在过大量的茶亭。《景德镇地名志》:“茶亭。在经公桥西南6公里,经刘公路的田贩上。宋初,此亭是鸦桥施姓所建,供群众劳动之余喝茶吃饭所用,故名。后废,清末修理重建。"(41)(第593页)《景德镇地名志》:“茶亭下。(大龚)村委会驻地。……元末,吴氏由本地吴家分居迁来此地。村庄上首有茶亭,故名。"(41)(第363页)清郑延桂《陶阳竹枝词》:“杨梅墩上古樟春,白马茶庵旧迹新。妙有刘侯起高阁,水星未拜拜财神。(原注:杨梅墩、白马茶庵久废,嘉庆辛末邑侯刘克斋先生倡建水星阁,外建财神殿,构茶亭,以存茶庵旧迹。)"(72)

    据黄崇焘《浮梁茶叶宝鉴》(24)(第273-274页)和《漫话浮梁茶文化》(73):浮梁民间有待客茶、回门茶和庆节茶等习俗,待客茶指有一定规矩的客来敬茶,回门茶指新婚夫妇婚后三日回娘家女方家长摆上的茶酒之筵,庆节茶指重要节日亲人在一起饮茶吃茶点。明清浮梁茶具以瓷为主,乡村多用茶杯,饭碗兼用,城市多用茶杯、茶壶、茶盅,文人雅士和茶馆常用马蹄茶具,而农民在野外劳动常用竹筒茶具。饮茶多备有茶点,每当节日或喜庆之日,亲朋串门之时,则有更丰富的茶宴。

    景德镇自古以一瓷二茶闻名,在长期形成的瓷业习俗中,瓷与茶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茶俗。据《景德镇陶瓷古今谈》(74)和《留人茶与起手茶》(75):旧时琢器厂家的工人多由业主自己出面雇请。当年的端午节,若业主请某工人上馆吃“泡茶"(一碗茶,两根油条),即说明业主继续留用某工人干到七月半;到七月半,若业主又请某工人上馆吃“泡茶",即说明业主继续留用某工人干到当年腊月;若到腊月业主再请某工人上馆吃“泡茶",即表明业主次年仍继续留用某工人。反之,凡其中有一次未被业主请去吃“泡茶"的,则表明这个工人从此已被业主辞退了。这种泡茶也叫“留人茶"。陶瓷行业开工生产叫“起手",开工后不久,约在四月间,老板要请工人喝一次“起手茶",或吃“起手面",要求工人拼命干活。“留人茶"和“起手茶"在景德镇陶瓷行业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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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定益景德镇陶瓷学院思政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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